这是去年某门课程的结课论文。说是论文，其实只是一段对答而已。当时也是花了力气写的，似乎还引发了某位老师的兴趣。权且记下。
问：选取文化经济、文化政治、文化与自然这三视角之一来探讨珠三角地区（或家乡）乡村景观的变迁从而解读城镇化、现代化进程中的乡村重构。
答：以文化政治视角分析珠三角地区乡村景观的变迁。
文化政治是“文化的政治”，其核心是文化实践、符号和意义如何与权力、阶层、社会结构、政治经济等要素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在这个视角下，文化不仅仅是一种表达或一种符号系统，更被视为权力斗争和社会变革的场域。可以认为，文化政治关注文化如何被用来表达、维持抑或挑战权力关系。
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与中国最主要的城镇化地域之一，珠三角的乡村景观发生了空前的变化。这种景观不仅限于物理景观（landscape），也包含了社会景观与文化景观（部分接近Guy Debord的“spectacle”概念但不相同）。无论前者还是后者，权力在其中均发挥了重要地位。例如，快速工业化和城镇化，导致传统意义上作为乡村代表的农地大量转变为工业和住宅用地。在珠三角，乡镇级别的城镇化进程突出，进一步加剧了乡村景观的的改变。与其他的现代化进程一样，政府、工业企业、开发商在土地征用、规划与建设中居于主导与支配地位，而乡村与村民则居于次要与被支配地位。同时，在整个城乡系统之中，城市被建构为现代的、先进的、富裕的，乡村则自然滑落到其反面，而被建构为非现代的、落后的、贫困的。由此产生了一种城乡关系的核心-边缘话语体系，城市居于核心地位，乡村居于边缘地位，这进而重塑了乡村的社会与文化景观，开始了乡村的深刻重构。
在珠三角地区，这种中心-边缘的话语体系的效用体现为外部与内部两个层次。外部层次主要来自政府、企业等乡村的“上边”“外边”。与屡遭兵燹的华北地区不同，岭南地区在数百年内基本维持了自然发展的态势，珠三角乡村往往保留有强韧的自治能力，形成了稳定的乡村精英集团。当现代化、城镇化的浪潮到来时，这一精英集团顺理成章地承担了作为城乡中介的工作。追根溯源，意图借助现代化进程的“外力”重获改革开放之前失去的力量，可能是精英集团的主要动机之一。
从内部层次可以更进一步认识这一现象。如Massey所说，现代化的逻辑能够“随身体被带入地方”。珠三角发达的外向经济与长久的商贸传统，允许在“上边”“外边”取得地位的村民在本村谋得地位。他们热心于本村文化，进而积极将“上边”“外边”的逻辑引入村内，完成了精英集团的再生产。如，佛山T村若干宗亲捐资编纂族谱后，将系谱征求意见稿完成的通知张贴到村内。通知中除说明了征求意见稿的获取方式外，还说明了如何申请入谱。在某种意义上，张贴的布告是一种景观，编纂族谱是精英集团寻求“名分”进而使得权力合法化的行为，而入谱申请则是权力宣称。
需要额外强调的是，中心-边缘体系的内外两个层次之分并非泾渭分明。乡村精英集团既是城乡之间的掮客，也是乡村对外的代言人。当面对“上边”的压力时，他们会从中协调。仍以T村为例，村中宗祠在改开之前挪作他用，现已不存。新宗祠复建后，其正门外侧竖立起了一杆国旗，两侧较低的旗杆分立族旗。宗祠内部的村史介绍展板中，醒目位置的展板花大量笔墨叙述了T村如何呼应国家的三农政策。考虑到宗祠的建设并无外人干预，而宗祠作为宗族的代表，在政府官方的话语中往往被建构为封建的、落后的象征，可以认为，精英集团有意主动将政治元素引入宗祠，旨在强调其服膺于政府的意愿，淡化宗祠的文化属性而强调其作为“乡村发展的成果展示”。同时，又能以官方话语为背书，为精英集团的权力谋求更大的合法性。汪晖认为90年代以来的中国出现了“去政治化的政治”，则T村的实践可被认为是一种“去文化化的文化”。尽管乡村致力于重建本土文化，但在叙事中刻意隐藏，以谨慎规避可能的官方压力。
总体来看，在文化政治的视角上，珠三角地区乡村景观的变迁不仅仅是一种物理空间的变化，更是文化、权力和社会结构相互作用的结果。深入理解这些相互作用，有助于更全面地把握城镇化和现代化背景下的乡村重构，以及这些变化对文化的重塑。但可以确定的是，想要更好地认识乡村的变迁，就必须同时从乡村的内外两侧入手，而不仅仅将乡村视为被动的客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