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题目：Fandom and Otaku
作者：Miranda Ruth Larsen
Larsen, M. R. (2018). Fandom and otaku. A companion to media fandom and fan studies, 277-288.
摘要：
“粉丝”（fan）和“御宅族”（otaku）是两个多形态（polymorphous）且备受争议的术语。御宅族一词曾带有污名，与蛰居族和罪犯联系在一起，但如今常被以一种自觉且积极的方式重新使用。该术语也被日本以外的日本媒体内容爱好者所采纳，为其增添了另一层含义。“御宅族”一词的内涵不言而喻地难以翻译。作为一门学科的“御宅族研究”在日本的大学和流行文化圈中都已出现。东浩纪（Hiroki Azuma）那个著名的论断（译注：原文为infamous charge）——即御宅族是“数据库动物”——至今仍同时受到支持和反对。然而，将“御宅族”仅仅当作“粉丝”的同义词，是对这两种身份认同的历史、背景及其未来意义的损害。本章旨在概述“御宅族”这一术语的历史，并呼吁增进英语世界粉丝研究中对此的理解。随着“粉丝文化”（fandom）的概念在跨文化中不断拓宽，我们也必须重新思考粉丝文化与御宅族之间的关系。
在2000年代中期的某天，我走进纽约州中部一个购物中心里一家以音乐为主题的流行文化商店，拿起了一件T恤，上面用英文印着“anime freak”（动漫怪咖），旁边还有日文汉字“御宅”。当时，动漫和漫画等日本文化内容在美国乃至全球广泛传播，这既得益于Web 2.0的兴起，也离不开产业界和忠实粉丝们投入的时间与精力。在美国，观众每周都可以在卡通频道（Cartoon Network）的Adult Swim和点播频道Anime Network上看到动漫；Borders和Barnes & Noble书店里堆满了日本漫画；日本的电子游戏机进入了许多家庭；大多数青少年都经历过宝可梦（Pokémon）和游戏王（YuGiOh）的多媒体狂潮。有大量关于日本流行文化影响力的论述——“在一个日益变化的全球潮流、跨国想象以及思想、图像和虚拟性的文化市场中，日本已然占据了一席之地”——而日本官方发起的“酷日本”（Cool Japan）倡议也认识到了这一潜力（Allison 2006, 237）。通过该倡议，日本政府试图将动漫、偶像、时尚和美食等特定文化出口打造成“酷”的品牌，这一举措在2000年代中期开始非正式运作，并于2010年起正式推进。然而，回想我发现那件T恤的瞬间，那件衣服象征着某种极具争议性的东西。当时，英文单词“freak”与“otaku”的对等关系并未在我心中引起深刻共鸣，但在跨文化概念化层面上，确实发生了一些复杂的事情生。全球化使得“御宅族”（otaku）一词在流行文化和英语学术界中广为流传——但“御宅族文化”（otaku(dom)）究竟是什么？它与“粉丝文化”（fandom）又有哪些异同？
本章将概述御宅族一词的历史、用法中的要点，并呼吁在英语世界的粉丝研究中增进对“otaku”这一术语的理解。通过梳理关于御宅族的学术研究，并聚焦于该术语的多形态（polymorphous）本质，我希望能阐明在整合关于这一主题的各种论述时所面临的诸多困难。与粉丝研究面临的许多挑战一样，探讨御宅族需要我们认真思考生活方式和媒体在日常生活中的作用，以及资本与文化的全球流动。最终，我将论证，随着粉丝文化的概念在跨文化语境中不断拓宽，我们也必须在语境化的前提下，重新审视粉丝（fan）和御宅族这两个术语之间的关系。
必须指出，对御宅族的讨论足以写满整本书（而且已经有人这么做了）；受篇幅所限，我的论点也只能有所取舍。此外，尝试汇合日本与西方话语，存在不自觉建构二元对立的风险，这并非我的本意。我们有必要认识到，御宅族以及任何对御宅族的研究，本质上都是多层面、相互关联且具有全球视野的。正如Ito Mizuko（2012, xi）精辟地指出，“御宅文化难以简单定义”；当然，这同样适用于粉丝文化。然而，考察既有定义并将其置于对话之中依然有其价值，正如以往在学术界和流行文化圈中的研究都探讨了“fan”一词的词源（Duffett 2013, 5）。我们将看到，御宅族话语有时变化如此之快，以至于先前的说法常被遗忘或仅以怀旧方式被回忆。
何谓御宅族？
与“粉丝（fan）”一词一样，要识别与界定“御宅族（otaku）”极为困难。御宅在日语中原意是礼貌地称呼“（对方的）府上/宅邸”，其汉字书写隐含着既属于某个空间、又相对封闭的意味。多年来，御宅族作为一个身份类别的含义经历了各种演变。我们可以从该词历史上最著名的概述之一开始：根据东浩纪（Hiroki Azuma）的说法，御宅族是“20世纪70年代在日本出现的一种亚文化，并催生了生产漫画、动漫和电子游戏的庞大娱乐产业”（2001, 3）。在贬义用法中，御宅族常常意味着不健康的沉迷；有学者认为，“在日本，‘御宅族’是一种侮辱；指某人过于投入某类粉丝亚文化，以至于沉迷，甚至近乎疯狂”（Newitz 1994, 1）。在褒义用法中，御宅族可以表示对特定事物拥有专家级别的知识和精湛的技能。御宅族作为一个类别，通常被细分到特定的类型或领域；“一个人不会仅仅是御宅族，而是漫画御宅族、流行偶像御宅族或是《双峰》（Twin Peaks）御宅族（译注：1990年首播的美国电视剧）”，这表明一种聚焦的认同，有时也包括对源自日本以外的媒体的认同（Tobin 1998, 109）。然而，情况并非总是单点迷恋，因为一个御宅族也可能是“另一个（或两个以上）领域的热情消费者”，并且“这种跨越多个领域的倾向是热情消费者（日本商务语境中对御宅族的委婉称呼）的一个显著特征”（Kitabayashi 2004, 3）。
因此，作为后缀使用的御宅族，如“动画宅”（animeotaku）和“游戏宅”（gameotaku），“会被附加到任何数量的粉丝亚文化类别之后，以表明一个人对它们的归属”，这与英语中把“fanboy”（粉丝男孩）一词附在任何数量的媒体产品后类似，同样具有正面和负面的双重含义（Newitz 1994, 1）。由于日本的“媒体组合”（media mix）策略，跨领域现象也很常见，这与“跨媒体”（transmedia）概念相似但有所区别。日本的媒体混合策略是将同一组角色在不同媒介形态中展开，使其在多重语境中可被接触，邀请御宅族在不同的叙事模式中体验角色（Steinberg 2012, 69）。这种延展角色和叙事的方法为粉丝提供了许多可以栖身的空间，也形成了多层次的可能消费行为。这在诸如.hack（覆盖电子游戏、动画、漫画和轻小说）和高达（Gundam）（包括动漫、电影、电子游戏、模型等）等系列作品中都可以看到。
无论是一个还是多个领域，御宅族都会深入其中钻研。在日本，这通常被认为超出了“普通人”的正常消费模式，尽管与御宅族一样，“普通”的定义也是流动的。Kitabayashi（2004）在面向日本媒体产业的论述中主张：“热情消费者和普通用户之间的巨大差异在于，前者的消费行为由对‘理想’的追求所驱动”（4）。简而言之，御宅族会投入大量的时间、精力和（在许多情况下）金钱，以极大的热情追求他们的兴趣。任何御宅族的兴趣对象都远不止是爱好，而承载着重要的意义和影响。御宅族们在线上和线下，在聊天室和展会上，与其他御宅族建立联系，并创作诸如粉丝绘画、粉丝站点、同人小说、同人志、音乐视频、cosplay服装、模型和场景复刻等。他们可能会收集、传播和分发与他们兴趣相关的信息和物品，往往形成足以影响最初制作官方内容的产业界的能量。
然而，到目前为止我所做的，仅仅是关于御宅族是谁以及他们做什么的概括。这本身就很有问题，因为御宅族作为一个描述某种消费行为的术语，其含义会根据语境，特别是时间语境而摇摆不定。要充分理解“粉丝”（fan
）和“御宅族”（otaku）作为术语之间的关系，以及使用两者之一来描述对媒体或对象的投入所带来的影响，我们需要回顾御宅族一词在日本和西方语境中的历史。
日本语境下的御宅族
以上关于日本语境中对“御宅”的界定，都指向“个人（御宅族/粉丝）”与“媒体（包括媒体生产者）”之间的张力。故而即便是对御宅族用法的简要考察，也与对“fan”用法的研究相似，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理解语境重要性的机会。尽管产业界试图简化这个标签，例如Kitabayashi（2004）的白皮书将御宅族解释为前述的“热情消费者”，并列出传统上御宅族感兴趣的“五大领域（漫画、动画、偶像、游戏和PC组装）”（1），但御宅族在日本的含义并非如此清晰。
在日本学界，东浩纪曾提出一个富有争议的观点，即御宅族专注于数据库式的思维，而这种思维方式反映在日本媒体组合的结构和流通中。通过享受某个事物的特定部分（火车、机器人、动漫角色），交换关于这些部分的信息，并通过不同数据库组合影响新媒体的生产周期，东浩纪笔下的御宅族呈现出在拼装（assemblage）中对知识和愉悦的专一追求。同样，御宅族在各种部分的迷宫中开枝散叶，因为“拟像（simulacra）的增加应会提升原作的价值”（Azuma 2001, 63）。对东浩纪而言，御宅族是“典型的后现代存在，他们在一个宏大叙事失灵的社会中寻求情感刺激”（Kam 2013, 154）。御宅族与后现代主义之间的这种联系是反复出现的。尽管日本其他学者也利用不同领域的框架来探讨御宅族这一主题，但东浩纪的著作是大多数研究引用和回应的基石文本。然而，在Henry Jenkins（2012）的采访中，冈部大介（Okabe）如此勾勒御宅族研究的谱系：
我想我们可以把御宅族研究的起点追溯到宫台真司（Shinji Miyadai）的《亚文化神话解体》（Dismantling the Subcultural Myth）（译注：『サブカルチャー神話解体』）。在此之前，有像中森明夫（Akio Nakamori）和冈田斗司夫（Toshio Okada）这样的评论家，但学术意义上的粉丝研究大概也就二十年的历史。从那时起，我们看到御宅族研究在社会学、文化人类学、心理学、媒体研究和传播研究领域获得了一些关注。（第1部分）
与西方粉丝研究的框架相比，日本的御宅族研究通常“更多地植根于批判社会学和后现代主义”（Jenkins 2012, pt. 1）。关于御宅族的日本理论也常被归入“日本人论”（Nihonjinron）的范畴，即“关于日本性（Japaneseness）的理论”，其下分为：
两种子类型：一是对日本人性格与文化核心本质的保守论述；二是对当代青年如何丧失这种本质、破坏日本传统文化与价值的危言耸听式论述。关于御宅族（otakuzoku）的日本著述是第二类日本人论的典型形式。
(Tobin 1998, 110)
Kam指出，日本的御宅族研究通常遵循这样的特定模式：“1）追溯被定义为‘御宅族’的人群的出现和历史；2）通过内容分析和/或田野调查描述其行为、举止和思想；3）对其出现和行为进行分析和解释”（Kam 2013, 154）。因此，自“御宅族”一词普及以来，其一直存在于多种学科、多种关切与多种议程的十字路口。
虽然从1970年代起，御宅族（作为术语）就指涉对特定爱好的深度追求与或许某种社交笨拙（social awkwardness），但在1989年宫崎勤（Tsutomu Miyazaki）犯下系列儿童谋杀案后，这个词蒙上了更阴暗的含义。在调查和媒体后续报道中，大众在想象中将御宅族的消费习惯与暴力犯罪能力联系起来（Azuma 2001, 123; Hashimoto 2007, 88）。宫崎勤拥有大量录像带，包括动画和恐怖电影，随后被称为“御宅族杀人犯”，这一称呼让“御宅族”作为标签迅速普及，甚至被收录进词典（Hashimoto 2007, 88）。因此，御宅族开始带有一种类似于西方常见的“疯狂粉丝”故事的含义，并符合“粉丝病理化模型”（fan-as-pathology model）（Jensen 1992, 18）。更近的秋叶原无差别袭击案无疑加剧了这种刻板印象。秋叶原被视为东京的御宅族圣地，功能上如同“一个被放大到城市规模的御宅族的房间”（Galbraith 2010, 210）。2008年，加藤智大（Tomohiro Kato）驾车冲入人群，致3人死亡，随后又刺伤至少12人，致4人死亡，后被逮捕（BBC News）。加藤有一段复杂的个人经历，并在网络上留下连串信息，描述他的孤独，一些媒体随后将其编织成一个熟悉的叙事：御宅族的消费习惯导致其成为反社会的孤僻个体，从而得以犯下可怕的罪行。
如“御宅族杀人犯”案和秋叶原无差别袭击案所示，御宅族在日本常被用作一个贬义标签，指代过度痴迷、偏离正轨和危害社会的可能。讨论往往聚焦于“正常人”所面对的现实生活与责任，与御宅所居住的媒体叙事幻想世界之间的脱节。与NEETs（Not in Education, Employment or Training）和“蛰居族”（ひっきこもり）等据报在年轻人中普遍存在的其他社会现象相联系，御宅族仍然处于边缘地带，但又被聚焦于特定媒体的“酷日本”倡议频频拖入聚光灯下（Todd 2011, 143）。自2004年起大热的小说和电影《电车男》（Densha Otoko），刻画了一位御宅族主人公，进而：
重新点燃了媒体和学术界对‘御宅族’的兴趣，引发了大量关于此主题的新闻报道和纪录片（尽管‘伪纪录片’（mockumentaries）可能更为贴切）……这一时期也恰逢日本政府和企业将与‘御宅族’相关的流行文化形式加以庆祝与推广，将其打造成新的国家财富与荣耀来源。 (Kam 2013, 158)
在日本面临人口老龄化、出生率下降与结婚推迟等问题之际，御宅族常成为各种忧虑之下方便的替罪羊。
御宅族常被归类为一种青年流行病，是社会弊病的症状，既需要重点研究也需要矫正。同时，他们又被誉为紧贴“酷日本”脉搏的前沿消费者。“酷日本”从日本软实力的非官方标签转为由政府资助、专注文化出口的项目（Galbraith 2009, 49）。消费既被问题化，又被礼赞，这并不令人惊讶，因为“在日本，消费作为一种对地位、成就、知识和身份的公开展演而运作”（Yano 2013, 45）。Okamoto（2015）指出，“御宅族文化的规模和性质随时间发生了变化”，这使学术研究更加复杂（19）。
更为复杂的是，需要注意到御宅族活动的版权环境与其他粉丝活动不同。例如，创作“同人志”（doujinshi）涉及从授权作品中提取角色和情境，进行改变/添加/重述，这通常是为了喜剧效果，以扩展情节或阐述一段性关系。尽管直接取材于授权内容，但同人志市场在日本的运作相当公开。这与其他地区——例如美国——的情况迥异，在美国，同人小说（fanfiction）处于法律灰色地带，而像安妮·赖斯（Anne Rice）这样的作者明确禁止传播关于其角色的同人小说。产业界对御宅创作力的友好态度促进了大量的交叉授粉（crosspollination），粉丝频繁与公司合作，甚至最终进入公司工作。这促成了一种具有多孔边界和高度流动性的循环影响系统，与美国那种诉讼频发的情况大相径庭。虽然这种开放性在日本并非总是如此，但初音未来（Hatsune Miku）现象充分体现了这种精神，即一个由版权软件提供的角色被粉丝创作者们大量混搭、改造和重新诠释。
御宅族精神在东京市中心的秋叶原地区得以实体化。如前所述，秋叶原在日本的御宅领域想象中占有特殊地位。该地区长期以来被认为是御宅族的避风港，也是一个通过技术消费象征未来的地方（Morikawa 2003, 123）。电子产品商店、女仆咖啡馆、书店和各种聚会点鳞次栉比的秋叶原，是“品味和个性正成为一种地理现象”的绝佳案例（Morikawa 2003, 125）。塞满电脑零件的小店与专门销售动漫恋爱模拟电脑游戏的商店毗邻。外国游客常常手机不离手，准备随时拍摄几乎所有东西。Patrick W. Galbraith在秋叶原的研究凸显了物理空间对全球御宅族的重要性；他关于该主题的大量著述阐述了御宅族与地方及御宅族彼此之间的联系（Galbraith 2010, 215; Galbraith, Kam, and Kamm 2015, 7）。多年来，秋叶原一直是交流和社交的枢纽。正如“御宅族的旅行行为创造了新的人际联系和交流形式”，像秋叶原这样的地方也在不断自我更新（Okamoto 2015, 13; 亦见本书中Steinberg和Ernes dit Alban的第18章）。
然而，“酷日本”倡议的推动基本上将秋叶原放进了游客地图，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该地区的基调。Tsuji认为，由于这种过度曝光，“它正在失去作为御宅文化中心的向心力”（Jenkins 2012, pt. 2）。秋叶原无差别袭击案之后，像cosplay游行这样的活动受到了严格的监控和管制，也改变了在这个曾更开放的御宅族空间中活动的自由度。作为曾经的热门朝圣地，尤其是对东京地区以外的御宅族而言，秋叶原失去了一些其特有的魅力，因为许多商品和服务在其他地方甚至网上都可以获得。游客的涌入当然也改变了该地区在亚文化地位方面的性质，许多小店被商品和顾客挤得水泄不通。动漫和电子游戏的特定商品发布常会在原本就狭窄的街巷间排起长队。随着秋叶原成为日本御宅族文化的国家象征并在全球产生效应，关于其未来如何，唯有时间能给出答案。
总而言之，御宅族一词在日本的使用，在流行文化和学术界都承载着特殊的历史和分量。因此，使用这个词带有将自己置于关于日本消费和生活方式的多方面辩论中某一边的风险。在日本，御宅族常常“被媒体权威人士嘲笑，被社会评论家精神分析”，并随着每一次的热门流行文化现象而被重新评估（Tobin 1998, 109）。同时，御宅族又作为“酷日本”倡议的一部分被礼赞，成为出口商品的旗手。思考御宅族和御宅族文本的跨文化潜力后，我们现在可以考虑御宅族作为一个术语在西方语境中的功能，特别是在学术和流行文化话语中。
西方语境下的御宅族
2012年，Henry Jenkins指出，鉴于“相对较少”的日本学术成果被翻译成英文，这“意味着在美国实践的粉丝研究和在日本发展的御宅族研究基本上是两个独立的领域”，并且两个领域“彼此有许多可互相学习之处”（第1部分）。Jenkins在《融合文化》（Convergence Culture）之后的这一观察，凸显了两种学术话语在方法论、渠道与焦点方面之间存在的巨大差异。与日本一样，“御宅族”的含义因说话者而异。许多英语学术研究侧重于对特定御宅族实践（如cosplay）的田野调查，并阐述日本流行文化在西方的意义。
英语世界御宅研究中的杰出成果之一，是Mizuko Ito、Daisuke Okabe和Izumi Tsuji的合编论文集《粉丝无界：互联世界中的御宅族文化》（Fandom Unbound: Otaku Culture in a Connected World），该书以选集的形式汇集了西方和日本的学术成果。这种路径尊重了御宅族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同时在粉丝研究方法和日本媒体之间建立了联系。Henry Jenkins对这三位作者的采访是本章的重要参考，因为这是少数探讨西方和日本御宅族学术研究之间差异的资料。
但要审视御宅族在西方的重要性，需要我们意识到这个词语承载着更为丰富的含义。在英语世界的粉丝文化中，御宅族经常与“粉丝”（fan）互换使用，以表示对某物的深厚热情。它常被用作同义词，但更多时候，是作为风格标记，专门用来描绘对源于日本的内容（如动画、漫画或电子游戏）的爱好。Galbraith（2009）指出，御宅族作为一个术语“在1990年代初的动漫展上逐渐获得关注，并随着Anime Eigo在1993年翻译的《御宅族的录像带》（Otaku no Video, 即GAINAX的『おたくのビデオ』）而像野火一样蔓延开来”，随后登上了《连线》（Wired）杂志的封面。御宅族作为对日本媒体痴迷者的定义，同样也出现在学术界。例如，一项对奥地利视觉系（一种日本摇滚亚文化）粉丝的研究将御宅族解释为那些“投入大量个人资源来消费和（再）创造日本流行文化”的人，以至于达到了“痴迷性专注”和“独特的恋物倾向”（Hashimoto 2007, 87）。另一项对澳大利亚cosplay场景的研究将“动画粉丝社群的成员”定义为御宅族（Norris, Craig, and Bainbridge 2009, 3）。在一个将御宅族与“粉丝”概念联系起来的详尽描述中，Hatcher（2005）写道：
在西方，日本动画（anime）的粉丝行为很像《星球大战》（Star Wars）和《星际迷航》（Star Trek）的粉丝：他们会‘混剪（remix）’自己观看的故事中的角色与理念。尤其在美国，狂热的粉丝称自己为御宅族，就像狂热的《星际迷航》粉丝称自己为Trekkies一样。像其他粉丝一样，“御宅族”们从事各种各样的活动；而所有这些活动都可能侵犯他们所喜爱的剧集和电影的版权。（546）
许多在西方自称为御宅族的人参与像“字幕组”（fansubbing）这样的活动，使跨文化内容更易于获取。正如Ito所言，“字幕组通过提供高价值的翻译和本地化功能，正在填补跨国联系中的一个独特空白”，将日本内容带入本地语境，提升了特定系列作品的知名度，并创造了更多的御宅族创作、流通和分发网络（Jenkins 2012, pt. 3）。字幕组在动画粉丝圈中有着悠久的历史，尤其是在美国，最初是在大学动漫社团中以VHS录像带传播，现在已爆炸性地发展为像Crunchyroll这样的产业化内容提供商。
虽然Hatcher（2005, 546）关于粉丝实践和混剪文化的观点是有效的，但将御宅族简化为仅仅是日本内容粉丝的代名词，值得进一步探讨。同样值得商榷的是Hatcher（2005）的笼统断言，即非日本人的“御宅族之所以制作字幕，是因为他们热爱动画——实际上，他们几乎热爱所有与日本相关的事物”（548）。在这里，我想强调Matt Hills（2002）的观点，即“美国/英国的粉丝文化可能在御宅族的形象中认识到自身文化贬值的处境，从而激发一种跨文化认同”，这远远超出了简单的挪用（4，着重为原文所加）。这既与Ito的论点相吻合，又有所冲突，即：
在很多方面，美国的御宅族与日本早期的御宅族文化有相似之处，他们多为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青年，不太适应主流和“流行”的性别动态（gender dynamics），并且参与的是一种更强调挪用的亚文化，而非抵抗权力。(Jenkins 2012, pt. 2)
一旦进入“挪用”或“迷恋”的讨论，就会出现极为棘手的地带。诸如“‘御宅族’被翻译成英语的一种方式是使用略带贬义的词‘fanboy’代替”之类的说法，显示了西方学术界正努力试图理解御宅族所承载的潜在含义（Newitz 1994, 1）。
与粉丝研究一样，西方关于御宅的讨论也面临惯常话题：亚文化与“邪典”地位（cult status）、挪用，以及版权。因此，御宅族既与日本捆绑，又与之保持距离；它既标示差异，同时也反身地指向其他国家（绝非孤立）的消费语境。全球化为媒体和粉丝交流打造了联系和路径，而身份政治则是必须在这些路径中行进的另一重复杂性。
更为复杂的层面：作为身份术语的御宅族
如引言中所述，御宅族一词如今在全球范围内随处可见，超越了其源起的日本国内媒体场景。御宅族普及的例子比比皆是：在美国，一本广为流传的动漫杂志名为《Otaku USA》；每年举办的最大的日本媒体展会之一名为Otakon（字面意思是“御宅族大会”）；等等。在西方话语中，“otakudom”（御宅族文化）和“fandom”（粉丝文化）常常融合，并带有围绕着消费源自日本的媒体的亚文化和邪典地位。例如，在一项关于澳大利亚cosplayer的研究中，御宅族被定义为“一个由狂热收藏家组成的青少年亚文化，他们有特殊的生活方式，并对动漫产品着迷”（Niu, Chang, and Tsai 2012, 712）。在西方语境中，御宅族这个标签可以被看作是对日本软实力的一种回应，一种标出日本生产的流行文化影响力的方式。其用法既指向西方对日本及其流行文化的理解，也指向对西方自身流行文化与粉丝文化的反身理解。
当然，有些话语是同构的；粉丝和御宅族代际之间的战争，将特定技术作为归属感标志的使用，以生活方式的名义把社群聚拢在崇拜对象周围，并在参与者生活中产生意义与改变。这呼应了Hills（2002）之前的观点，即粉丝文化和御宅族文化不一定相同，但能够识别彼此的相似之处；额外的棘手之处在于当身份被固定在在多种语境中具有流动意义的术语上时（6）。正如1980年代早期的日本御宅族不能与现在的日本御宅族等量齐观，2000年代中期在美国自称为御宅族的人在与2010年代末的中国御宅族对话时，也需要一种特定的话语。要深入分析御宅族在学术和大众话语中的特殊性，就必须像严肃的粉丝研究那样，在重视语境的同时展开详细的案例研究。
御宅族身份话语复杂性的一个绝佳例子是围绕性别展开的。Tsuji指出，“直到最近，御宅文化都是由男性主导的”（Jenkins 2012, pt. 1）。对御宅族的旧有刻板印象包括戴着厚眼镜、常显邋遢的男性，但现在女性御宅文化的“蓬勃发展”已很普遍，她们既认领御宅族的称号，也使用“腐女”（fujoshi，腐女子）这个词，尽管女性御宅族和“腐女”是否是同一回事一直存在争议（Jenkins 2012, pt. 1; Suzuki 2013, 2）。虽然秋叶原仍被认为是御宅族的活动中心，但池袋则成为“腐女”文化的中心——尤其是乙女路（Otome Road），那里遍布收藏品店、执事咖啡馆和书店。女性御宅族和“腐女”文化相当活跃，在某些方面超过了男性御宅族文化，Tsuji指出这在“Comiket（Comic Market，日本最大的同人志展会）上很明显，前两天以女性向内容为中心，最后一天才是男性向内容”（Jenkins 2012, pt. 2）。与此同时，一些研究显示，日本大学生根本无法想象御宅族会是女性（Kam 2013, 165）。
上述相互矛盾的立场需要超出本章范围的深入分析，不过仍可作几点提示：在任何国家语境中将自己定位为御宅族，都意味着要与对性别操演（gender performance）的刻板印象与期待角力。由于性别操演常常与消费模式和社会性交织在一起，这直接关系到对御宅族行为的观念。御宅族常常因对媒体和叙事的过度消费而受到批评，如果消费的媒体涉及性或有争议的内容，则会被耸人听闻地报道。回想宫崎勤案，御宅族在日本作为一个越轨标签，一直与性别和性的观念联系在一起。这使得近期女性御宅族和/或“腐女”的可见性（visibility）变得极其有趣且重要。要扩展关于御宅的性别化讨论，就需要进一步检视关于女性御宅族与腐女及其边界划定的研究；这是讨论御宅族身份标签最重要也最有趣的因素之一。
性别作为御宅族身份话语中一个复杂因素的例子，与Thiam Huat Kam的研究相联系，他的中心论点是，御宅族作为一个身份标签而存在，而非一个特定的亚文化类别，这与前述的其他结论既相悖又相符。Kam的研究揭示，在日本大学生中，“这些学生将谁标记为‘御宅族’基于他们对消费的常识，即一套关于人们应该如何消费的规则，我分别将其命名为现实规则、沟通规则、男性气质规则和多数规则”（Kam 2013, 152）。这些规则在贴标签的人中各不相同；例如，多数规则规定，消费“时下流行”（in fashion）的媒体是正常的，而现实规则则允许沉溺于任何媒体，只要它不干扰一个人作为资本主义社会成员的社会生产力。Kam的工作提示我们，御宅族作为标签与类别具有流动性，并提醒我们在关注消费行为本身的同时，亦需同样重视消费的语境。对Kam（2013）而言，“人之所以成为‘御宅族’，是因为他们被这样标记，而不是因为他们的活动与偏好本身”（170）。
走向对多重意义的跨文化理解
在综合这些多样的御宅族理论时，我将尝试归结把这一有争议的身份标签置于更广阔语境中所遇到的各种困难。可以肯定地说，无论地点或时间，御宅族都是一种粉丝。然而，“粉丝”和御宅族并不能轻易互换，尽管将任何日本媒体爱好者称为御宅族是一种常用的策略。正如“fan”在英语词汇中经历了演变一样，御宅族在日语中也是如此，而当前两种命名的混用，对任何想理清身份政治的人都是挑战。但将御宅族视为一个超越“粉丝”标签的多形态术语，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考察语境的重要性，尤其是在跨文化交流中。
Galbraith和Karlin（2016）认为，“尽管全球化进程势不可挡，国家语境——本地化的、由语言和法律界定的体系——在媒体的生产、流通和接受中仍然重要”（12）。既然“粉丝”与“御宅族”的身份都与媒体相关，那么作为身份标识的这些术语，同样受制于此。正如我们所见，御宅族这个词意味着多种事物：叛逆的日本青年、技术娴熟的讲师、说英语的动漫粉丝、被他人以某种方式标记为不正常的消费者，等等。我们必须接受Kam的正确论断，即御宅族是一个标签，其中“人们被称为‘御宅族’是因为他们自己或他人判断他们未能遵守某些规则”（Kam 2013, 151）。我们必须在每种情况下检视这些规则，以充分把握称某人或其活动为御宅族的含义。我们必须将这些规则与资本主义消费框架联系起来，因为御宅族在许多情况下终究是一个在给定价值体系内对不正常消费模式的标签。鉴于跨文化全球化是“横向的、根茎式的，各种媒体平台让视觉文本与人的欲望得以流通或受阻”，认识差异十分关键（Annett 2014, 5）。
从根本上说，未来提高学术和粉丝话语质量的关键是在特定语境中识别御宅族（另见本书中Morimoto的第16章）。正如“世界不同地区的媒体消费者，以复杂的方式、从多个入口，与在全球分发和/或受全球影响的文本进行互动”，媒体消费者对“御宅族”一词的使用亦然（DarlingWolf 2015, 152）。在我高中时期看到的那件黑色T恤上，写在“anime freak”下面的御宅族，或许是一种夺回这个标签的尝试，其含义与某人看见一个年轻人背着挂满动漫角色徽章的背包走出秋叶原时低声说“御宅”所表达的意义不同。同样，非日本的媒体粉丝因对日本媒体的兴趣而自称为御宅族，也标志着一个与该术语在1990年代初宫崎勤谋杀案后日本的原始用法相联系但又有差异的空间。贯穿御宅族多样性的连接点，正是连接粉丝多样性的那个东西：人与激情。学术和大众的焦点往往在光谱的两端；要么赞叹御宅对其兴趣的深度投入，要么把他们的行为当作某种独特现象来审视。全貌是复杂的，而认识到这一点至关重要。这样，我们便能回应Bertha Chin和Lori Hitchcock-Morimoto（2013）的呼吁，即我们“需要认真对待的不仅是‘国家’，更重要的是性别、性、流行与粉丝文化语境，只有这样才能理解粉丝文化如何以及为何几乎无视地理与文化的边界而兴起”（93）。
结论
东浩纪（2001）认为，“御宅族的亚文化已不再是分析的对象，而正转变为一种批评的环境，在这种环境中，话语的力量得以传播和检验。” 尽管东浩纪在此将御宅族的概念限定为亚文化，从而施加了一些限制，但他关于话语力量和批评的观点是有效的。关于御宅族的公众舆论并非在真空中产生；御宅族们常常讨论这些观念和刻板印象，其程度不亚于（如果不是多于的话）讨论最新的电视采访或热门新闻。
御宅族的含义以及它未来将如何作为一个身份标签发挥作用，也将取决于媒体的变化。在2012年与Jenkins的访谈中，Ito认为：
我们正处在一个有趣的过渡时期，互联网和御宅族文化因为这些网络的扩展和社交媒体的出现而变得更加主流、可及和公开。早期的互联网更加以极客（geek）/御宅族为中心，互联网与御宅族宛如天作之合。但我认为今天的在线场景有一种不同的感觉，部分原因在于商业产业也开始以积极的方式拥抱在线文化。（第3部分）
技术本身与人们如何使用技术，是讨论御宅族的核心。《电车男》的故事通过智能手机在日本迅速传播，后来被集结成印刷本，再发展成视觉改编作品，这表明了媒体流通如何能迅速影响社会性。Ito所提及的“场景”（scene）现在充满了曾经是或现在仍然是御宅族的产业界从业者，以及希望通过“汲取御宅与其衍生作品之脑力”来取得创意优势的分析师。Kitabayashi（2004）甚至建议，“企业若想充分发挥热情消费者的价值，应从顾客视角出发，识别产品或服务中能激发强烈情感的特征，并判断当前哪些特征正成为受追捧的焦点”（8）；实际上，他建议媒体产品从一开始就应该以御宅族为目标进行设计，以迎合他们的情感。这将情感（affect）这一御宅族和粉丝体验的核心概念带入了讨论的前沿。为唤起御宅族情动而特别设计的产品，其意义何在？
与此同时，许多御宅族自己创业，通过销售他们的粉丝艺术作品或同人志来分享和获利。Cosplayer们通过对日本媒体角色设计的精细再现而在国际上获得名气。同人小说仍然是外叙事（extradiegetic）创造力的一个出口。由于日本的消费模式和分销网络充满了并置（juxtaposition）——比如实体CD市场的流行与数字化的对立，以及Netflix和Amazon Prime Video等流媒体服务的推出——自认和被标记为御宅族的人在如何、何地、以何种方式将媒体带入他们的生活方面拥有众多选择（Galbraith and Karlin 2016, 4）。随着像《宝可梦GO》（Pokemon Go）这样的新媒体热潮在全球范围内兴起，人们如何在一个过度连接的世界中构想御宅族？同时，我们又如何考虑不同国家语境之间的技术鸿沟与媒体流通？学者们是否应该认识到，“虽然御宅族已经多样化，他们也变得更加主流；与其将御宅族的定义限制为某种类型的人，从兴趣对象出发来定义御宅族似乎更加合适”（Okamoto 2015, 19）？
我们还必须考虑到，在日语中，“ファン”（用片假名书写的“fan”，作为外来词）被广泛用作身份指认。在我对日本K-pop粉丝的田野研究中，我遇见的日本女性甚至会使用韩语发音的“fan”——“ペン”（펜，发音类似于pen）。这与一些西方日本媒体粉丝自称为御宅族并非完全不同——但这并不意味着二者情况一致，研究也不应止于这种比较！对我的许多受访者而言，自我标签具有社会政治上的影响，他们选择的词汇反映了他们对所讨论媒体的投入程度和亲近感。这也因K-pop等韩国媒体在日本的地位而复杂化。K-pop在音乐市场影响巨大，但也因而卷入政治争议。年龄、社会地位、语言能力和同侪群体等变量，都影响着深度喜爱K-pop的人在“fan”“pen”与“otaku”之间如何给自己贴标签；她们甚至会在与不同对象交谈时交替使用这三种术语。我分享这个例子是为了提醒大家，当媒体跨越边界流通时，我们必须关注如何将媒体与社会性情境化。
同样，我们必须认识到：自我贴上御宅族的标签将带有政治后果。例如，经过深思熟虑，我选择了 @AcaOtaku 作为我的Twitter账号，这是对Henry Jenkins在粉丝研究中广为流传的“acafan”（学术粉丝）概念的致意（Jenkins 2006）。虽然这个个人例子可能有偏见之嫌（见本书中Garner所作的第6章），但恰恰因为御宅族的多重意义，以及使用这个词而非“fan”会带有传达某种声明的假设，我花了很多心思才确定那个Twitter账号。这常常成为学术会议上讨论的话题，人们认出我并记住我的Twitter账号。对于那些对粉丝研究感兴趣并理解Jenkins的“acafan”概念的人来说，它具有某种特定含义，但它仍然足够多形态，能引发好奇的追问。一位熟悉我Twitter账号的K-pop偶像曾谈到，他对这个名字感到惊讶，因为他并不认为我是一个御宅族。类似遭遇提醒我们：对词语不可以掉以轻心。
正如对“粉丝”与“粉丝文化”的界定不断挑战着粉丝、学者与“学者粉丝”，在日语、英语，乃至全球语境中，“御宅族”同样构成挑战。御宅族曾与数据库、社交无能和封闭社区联系在一起；同时也与创作自由、亲密关系和对崇拜对象的热情投入联系在一起。如我们在本章所见，“御宅族”既可作为自我标签，也可作为他者赋予的标签；既可被理解为一种亚文化概念，也可被当作属于替罪羊的人群；既被视为超越“普通”消费的一步，也可被视为一种毋须质疑的幸福之道。也许我们所能期望的对御宅族最好的定义来自Ito、Okabe和Tsuji（2012）：“御宅族文化指涉一组围绕动画、漫画与日本游戏聚集的‘粉丝式’文化逻辑、平台与实践，它们又与在网络化世界中对流行文化与技术的热情且参与式的投入之更一般化倾向相联系”（xi）。我们可以在此基础上扩展，承认存在由媒体对象、技术接入、性别、地理位置等语境所调节的复数个“御宅族文化”。
未来关于粉丝文化和御宅族的学术研究，应考虑到跨文化传播和媒体流通的重要性，并就消费、融合与愉快氛围（consumption, convergence, and conviviality）展开富有成效的讨论。通过强调特定语境，我们可以研究媒体以及媒体在人与人之间所创造的可能性。在产业方面，Kitabayashi（2004, 1）在他的白皮书中建议，御宅族的“热情和创造力将是推动产业创新的驱动力”，而成功的媒体消费的未来取决于这种认识。在御宅族/粉丝研究方面，我们可以通过将Ito对御宅族文化的定义作为最后的思考来向前迈进：“一种对非主流想象生活的文化宽容区”（Jenkins 2012, pt. 1）。当这个“宽容区”的边界移动时，我们也必须与时偕行。
译者按：本文是Wiley-Blackwell 2018年版* A companion to media fandom and fan studies*的第17章。因精力与时间所限，译文大量使用人工智能辅助。如需深入了解，请参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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